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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丨国羽奠基人王文教：踏浪而归，挥羽一生******
中新社北京1月7日电 题：国羽奠基人王文教：踏浪而归，挥羽一生
作者 门睿
“你爱事业远远超过爱惜自己，这和你的爱国心一起构成了你的人格……”在女儿写给王文教的信中，父亲远渡重洋归国，将中国羽毛球事业从几近空白带领至世界顶峰的经历是一幅七彩交织的人生图景，也是父亲从不后悔的人生抉择。
2022年12月25日，“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王文教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王文教是新中国羽毛球事业的拓荒者、奠基人。他的一生，是躬耕球场，让羽毛球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拼搏历程，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归侨献身共和国建设的缩影。
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郭瑞人和印尼归国华侨羽毛球运动健将王文教(左)交谈。陈纯 摄踏浪而归的赤子初心
1933年11月，祖籍福建南安的王文教出生在印度尼西亚梭罗。1941年，8岁的王文教开始练习羽毛球，一下课堂，就进球场。到上世纪50年代初，他已成为印尼国手，是印尼家喻户晓的羽毛球明星。
1953年，中国计划在天津开办一场包括羽毛球项目在内的全国球类运动会，一支由印尼侨领方定埙组织带领的50人体育观摩团受邀，准备自印尼赴津参赛，王文教是其中一员。
山海路远，观摩团一行人没有赶上如期举行的运动会，只得在到达天津后，与运动会优胜者展开友谊赛。切磋中，王文教大比分赢过新科冠军，他却开心不起来。
彼时，羽毛球在印尼深受喜爱，竞技水平也水涨船高，而中国羽毛球事业尚未发展起来，有些羽毛球运动员还兼项网球。见此情形，20岁的王文教与搭档陈福寿萌生了为振兴新中国羽毛球事业贡献力量的想法。
“我当时感觉到难受，国家这么大，羽毛球水平却那么差，所以我不想回去(印尼)。”2020年，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文教回忆起60多年前的场景，句句恳切。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展出的羽毛球拍。张亨伟 摄但由于观摩团是持集体护照来华，王文教只得先随团返回印尼。一年后，1954年5月6日，王文教、陈福寿和黄世明三位华侨青年踏上离开雅加达的海轮，心怀热血驶向中国。
为了这一刻，王文教不仅放弃了已经拥有的优渥生活和荣誉地位，还毅然签下“永不再回印尼”的保证，与亲人分离。
“拓荒”新中国羽毛球事业
那时的中国，羽毛球普及程度不高，训练场地十分有限，王文教等人只能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里训练。
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和随后归来的施宁安，这支由四人组成的“准”国家队在这里一边组织训练，一边向大众推广普及羽毛球运动。
此时的王文教既是教练，又是队长。为了搭建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发展框架，他与队友制定出包括身体训练、技术训练、战术训练等内容的完整训练计划。
每到周末，王文教带着队员在京津两地的工厂、学校等地进行表演赛，用精巧的球技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羽毛球”，逐渐培养起羽毛球运动的群众基础。
一场青少年儿童羽毛球比赛在浙江省东阳市举行。胡扬辉 摄“我们一年365天在国家队，只休息一天半。”拓荒之路总是筚路蓝缕，从住处到训练场地，王文教与队员们需先走到公共汽车站乘车，再换乘有轨电车。“一去一回是就是1毛4(1角4分人民币)一个人，我每天晚上负责给大家报销。”几十年后，王文教依然记得这些细节，是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留在记忆里的闪亮火花。
1956年，国家计划在福建和上海成立羽毛球集训队，在国内几无敌手的四位队员分别去往两地带队训练，王文教由此回到家乡福建。
此后，中国多地相继建队。到1958年，中国羽毛球协会在武汉成立时，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成立了羽毛球队。王文教和陈福寿制定的训练计划也集结成教材《怎样打羽毛球》，作为这一时期运动员训练的指导参考。
随着羽毛球运动在中国迅速普及，中国羽毛球队的身影也渐渐出现在一些世界级体育比赛中，《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在羽毛球场上空回荡。
2016里约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谌龙2：0战胜马来西亚选手李宗伟，获得金牌。杜洋 摄“无冕之王”终得加冕
王文教提出回国想法时，曾一度遭到家人反对，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国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今“世界羽毛球联合会”)的成员，无法参加国际羽联举办的国际赛事。
1965年，王文教带队前往欧洲，参加对阵丹麦队、瑞典队的邀请赛。丹麦是羽毛球强国，面对在国际赛场上“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队，丹麦报纸登出大字标题：“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
王文教和队员用实打实的成绩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与丹麦队、瑞典队进行的34场比赛中，中国队以34比0的绝对优势大获全胜，震惊国际羽坛。
2006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男子羽毛球队以3：0胜丹麦队，夺得汤姆斯杯。张宇 摄实质性转折发生在1982年的伦敦，第十二届汤姆斯杯羽毛球赛上。这是世界最高水平的男子羽毛球团体赛事，也是中国恢复国际羽联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参加国际羽联的正式国际赛事。
时任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的王文教带领年轻选手们一路杀入决赛。决赛为期两天，9盘5胜。面对曾7次捧起汤杯的“常胜之师”印尼队，大赛经验不足的中国队在第一天的4场比赛中，1比3落后。
回到驻地，王文教亲自带领教练班子为每位运动员做工作，调整心态，安排战术，忙到凌晨。
第二天，面对实力强大、领先占优的对手，中国队放手一搏，连胜4盘，反败为胜。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第一个男子团体世界冠军，自此真正站上世界羽坛之巅，“无冕之王”终于戴上桂冠。
这也成为王文教最看重的一场胜利。在他家中的橱窗里，记录颁奖现场的照片与诸多奖杯珍藏在一起。照片中的王文教双手高举汤杯，笑容满面。
“当我高举奖杯的那一刻，心里就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终于扬眉吐气了。”他说。
“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上，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李永波为“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新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开拓者王文教(右)颁奖。韩海丹 摄精忠报国的无悔人生
苦练球技，为国征战，培养人才，薪火相传。王文教用一生践行了他“再苦再累，也要把中国羽毛球搞起来”的志愿，创造并见证了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崛起与辉煌。
他的经历与精神也感染了后继者。20世纪60年代初，印尼归侨汤仙虎回到中国，在王文教麾下训练。
汤仙虎回忆，刚回到中国时，王文教自掏腰包支持他去各地交流技术。“没有他，我的羽毛球水平不会有太大的提高。我后来做教练，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对这位曾创造“12年不败”纪录的传奇运动员来说，王文教是影响颇深的伯乐和领路人。
汤仙虎、侯家昌、韩健、杨阳、赵剑华、熊国宝、李永波、田秉毅……王文教培养出的羽坛名将可谓高手如云。
王文教执教国羽20余年，带领中国羽毛球队获得56个单项世界冠军和9个团体世界冠军。退休后，他又多次拒绝他国执教邀请，投入到中国羽毛球运动的普及推广中。
王文教获得2019全球华侨华人十大年度人物。贾天勇 摄在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上，王文教获评年度人物，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李永波为恩师颁奖。据李永波讲述，正是王文教的两次坚持力挺，让他得以在1984年继续国手生涯，征战世界赛场，又在退役后留任国家队教练，再创国羽辉煌。
感怀恩师，李永波说：“没有你就没有中国羽毛球运动，没有你就没有我。”
“精忠报国，无悔人生”是王文教的座右铭，也是他的人生写照。于己，他将羽毛球当作自己的第二生命，挥羽一生；于国，他说“我把一生献给祖国，我没有后悔”。(完)
人物简介：
王文教，中国羽毛球协会原主席、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新中国羽毛球事业奠基人。祖籍福建南安，1933年生于印度尼西亚梭罗，1954年归国投身中国羽毛球运动，1972年起任国家队教练、总教练兼领队。曾担任亚洲羽毛球联合会副主席，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理事、执行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获“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称号、世界羽联“终身成就奖”、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2019年被授予“人民楷模”与“最美奋斗者”国家荣誉称号。
东西问丨蒙曼：如何从古典诗词看见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新社北京1月8日电 题：如何从古典诗词看见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 蒙曼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 《公羊传》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里的“饥者”和“劳者”，其实已经涵盖了中华历史上的各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歌声，与此同时，用汉语吟诵、汉文书写的古典诗词则具有更为广泛的包容力和感染力，让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都以它为媒介，歌唱生活，抒发情感，也熔铸出中华民族共享的审美情趣和共同的精神气质。 古典诗词作为中国灿烂文化中的一颗明珠，本身就映照出中华民族和衷共济的历史进程，情感交融的精神光辉。  四川省绵阳市，小朋友参加诗词诵读比赛。唐平瀛 摄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创造 中国古人按地理方位，把人群分成了诸夏、“东夷”、“西戎”、“北狄”和“南蛮”。《诗经》中已包含了不同人群的心声。《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商的王族，不正是“东夷”人吗？中国的东北民族普遍有飞鸟崇拜，有鸟卵生子的起源传说，而这一独特的区域文化最早的文献证据，正是《诗经·玄鸟》。 《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长长的柳条自此开始有了离愁与相思的意象。《采薇》吟咏的是周人和“西戎”猃狁之间的战争，不过周人的先民原本也是起自“西戎”。在运城市垣曲县北白鹅村东的一处周代世袭贵族召氏家族墓地中，一件侈口双耳虎纹铜罐引人瞩目。这样器形与纹饰的铜罐在中原找不到源头，却广泛存在于当时西北地区的游牧人群中，这再次提示人们西周与西戎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周人的先民曾在农耕和游牧间反复徘徊，最终才走上中原化的道路，直至成为奠定中华民族基础的“三代”之一，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个从西向东，由“戎”入“夏”的过程，早已记载在《诗经》的动人篇什里。  包括西戎义渠“豪车”、秦公大墓铭文镈钟在内的128组300多件文物珍品亮相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揭开了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神秘面纱。田进 摄在中华民族的古典诗词宝库中，还有两篇著名的翻译诗篇，一首是反映北方民族苍劲风骨的《敕勒歌》，还有一首是反映百越人民似水柔情的《越人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公元546年，东魏在玉璧之战中败北。在阴郁的气氛中，出身敕勒族的大将斛律金唱起了这首《敕勒歌》，雄浑苍凉的歌声打动了所有人，大家都是敕勒川的儿女，怎么能甘心客死他乡呢？就这样，军心再一次被鼓舞起来，这支军队得救了。当时斛律金唱歌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语言呢？有人认为是敕勒语，有人认为是鲜卑语，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汉语。后来，有人把它翻译成汉语，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精彩绝伦的《敕勒歌》。能征善战的敕勒人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风烟中，可是只要《敕勒歌》还在，敕勒人就永远不朽。  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景色。王正 摄《越人歌》的故事更早，也更传奇。春秋时期，楚国的公子子皙受封为鄂君。当时，鄂地还是越人的天下。一天夜晚，子皙泛舟中流，为他撑船的越人即兴唱起：“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感。子皙当即就按照楚人的礼节，双手扶了扶越人的双肩，又郑重地把一幅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被面披在他身上。楚国原本就属于“南蛮”，越人更是被称为“鴃(jué)舌鸟语”之人，这首情歌当时就是用越语唱出的，汉代刘向编纂的小说集《说苑》中，还记载着这首诗的越语音调。子皙听到的已经是楚语的翻译，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则是经过了更复杂的翻译和加工。当年的越语和楚语早已不再使用，但这首沟通了楚越之心的诗篇却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经典之作，打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独舞《越人歌》。张畅 摄在古典诗词的创作队伍里，一直不乏周边少数民族的身影。以唐代诗人为例，很多学者认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出自龟兹王族，元稹则是鲜卑皇室的后裔，刘禹锡则有匈奴人的血统……这些闪光的名字一次次证明，古典诗词并非仅仅属于汉族，而是一直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不同的生活场景，共同的民族精神 古典诗词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反映着中华各民族不同的生存状态。说到北方的游牧生活，我们经常会想起高适的《营州歌》；谈起唐代巴人的风情，也立刻会想到刘禹锡的《竹枝词》。刘禹锡是北方匈奴人的后裔，但他却那么细腻地刻画着唐代西南儿女的生活，还借助巴渝地区民歌的曲调与格调，创作出富有浓厚民歌气息的新诗体——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中吟唱的何止是天气，不也是那来自于一切有情儿女，又包容着一切有情儿女的心情吗？从北方的长城到南方的五岭、从西域的骆驼队到东海的捕鱼船，中华各民族不同的生活场景都出现在古典诗词之中，让我们知道中国之大、中国之美。  “梦游巴渝十二景”光影互动艺术空间吸引游客感受巴渝的优美景致。周毅 摄不同区域、民族的生活场景是不同的，但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和精神却又息息相通。中华民族是眷恋家乡、热爱祖国的民族，无论是哪个民族的诗人，都以诗为媒，抒发桑梓情深和家国情怀。在中原诗人笔下，北方草原往往是衰草连天、黄云蔽日，不免带有萧瑟之感。但元代回回诗人萨都剌的《上京即事五首》却让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情感基调。“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为什么诗人觉得野草那么清香，奶酪那么甘甜，毡帐那么温暖？因为这就是草原儿女的家乡。只要是从小生长的家乡，就会引起诗人由衷的眷恋，这种“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感情，就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桑梓之情。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民拍摄草原舞蹈短视频。刘文华 摄再说家国情怀。十二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北方的金和南方的南宋两个政权。南宋爱国将领岳飞的《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还我河山的热望，至死都萦绕在岳飞的心底。但就在岳飞死后不到二十年，金朝皇帝完颜亮大举南征，试图统一中国。当时，他还写下了一首《题临安山水》：“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这意味着这位出身女真族的皇帝，也把统一中国作为自己的最高梦想。表面上看，这一词一诗情调各异，岳飞和完颜亮也互为仇雠，但这两个人其实又分享着一个共识，中国不该分开，南北必须统一。这不就是中华儿女自古及今的家国情怀吗？东南西北不同的生活场景、生活方式，都不能阻挡人们逐渐形成共同的民族精神。  粤剧孵化剧目《精忠魂》在广州江南大戏院上演。许建梅 摄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古典诗词在中国有着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拥有最广泛的题材，最丰富的情感和最具民族特色的审美。它记述时令、赞美英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我们从小就熟悉这种整齐而铿锵的韵律，因熟悉而热爱，因热爱而传承。我们背诵着同样的诗歌长大，也用同样的诗句抒发着对人生的感慨，这就是中国人代代传承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国人相互识别的文化密码。  演员吟诵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杨华峰 摄历史上中国人用诗歌歌唱生活、抒发情感，也用诗歌来浸润人心、教育后代，最终活成了一个诗意的民族。纵观全世界诗歌发展的历史，西洋多长篇大论的战争史诗，比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反映了特洛伊战争中英雄变动不居的命运；而中国多短小精悍的抒情诗，如李白的《静夜思》，抒发的恰恰是在永恒的月光下，一个普通人的思乡之情。我们当然无意比较两种文化传统的长短，但战争总会过去，情感却永远流淌在人们心中，让所有吟唱者的心越来越温暖，也越来越团结，最终成为像石榴籽一样牢牢凝聚在一起的中华民族。  西安大唐不夜城“唐食坊”售卖的唐诗糕点，外形的诗句文字雕刻精致，具有浓郁的古典文化气质。彭华 摄1682年康熙皇帝因为云南平定，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陵，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以侍卫的身份随行。出山海关，风雪凄迷，纳兰性德思念京师、思念家人，写下了一首著名的《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里的故园，指的是国都北京，但有趣的是，纳兰性德出身于满洲叶赫那拉氏，他的故乡本来就在榆关(山海关)以外，而这个时候，距离满洲民族大举入关，也只不过才过去了不到四十年。四十年的时间已经足够让诗人习惯北京，习惯中原，甚至“反认他乡是故乡”。事实上，纳兰性德的这一认知并没有错，因为无论从东西南北哪一个方向走来，我们都有着同一个故乡——中国。(完) 作者简介：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隋唐五代史及中国古代女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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